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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法之辨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論題。一直以來，“刻薄少恩”是法家飽受詬病的一點。可當這個評價施之於這一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的政制時，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了：“刻薄少恩”的政制是什麼樣的政制？法家思想天生“刻薄少恩”嗎？

我們不妨從商鞅説起。

刻薄少恩，還是不畏權貴？

公元前338年，秦孝公因病去世，享年四十有三。孝公在位近24年，變法圖強，為秦國一躍成為霸主奠定了基礎。他的不幸去世，關乎到另一位名人的命運。此人就是商鞅。二十多年前，商鞅隻身入秦，與孝公暢談“彊國之術”，“語數日不厭。”君臣兩人相知相悦，可見一斑。

這二十年來，孝公對商鞅言聽計從，榮寵有加。《戰國策》甚至説孝公臨終時有意傳位商鞅，因後者推辭而作罷。這段記載應為外人演繹，但它多少反映出商鞅在秦孝公心目中的地位。木秀於林，風必摧之，商鞅身為外來户，卻位極人臣，單憑這點就足以令他飽受妒忌。

秦孝公去世前五個月，貴族趙良就曾規勸商鞅功成身退。他説道：

“您出一次門，需要幾十輛大車跟隨，車上帶甲士兵全副武裝，貼身警衞隨從寸步不離，持矛操戟之武士從旁開道。這些警衞措施缺少一樣，您都不敢出門。……你還不知足，仍要貪圖商於（商鞅的封地）的財富，把持秦國的政教，積蓄百姓的怨恨，一旦秦王捨棄賓客而不能當朝，秦國要收拾您的人，難道還少嗎？”

趙良提醒得不錯，孝公去世不久，他的親兄弟，也就是繼位新君秦惠文王的老師公子虔，就發動了一眾親貴誣告商鞅謀反。按照《史記》的説法，商鞅一路逃亡到邊境，想要住旅店，店家不知此人是誰，就回答他：“按照商君的法令，住店的客人沒有證件，店主要負連帶之罪。”商鞅無奈嘆道：“嗟乎，為法之敝一至此！”

黴運遠遠沒有結束，商鞅好不容易逃到魏國，魏國人都怨恨他當初靠不講信用，欺騙公子昂而打敗魏軍，不肯收留他。商鞅只得計劃經由魏國逃往他國，沒想到魏國人做得更絕，他們擔心秦國藉口報復，索性把商鞅趕回了秦國。商鞅走投無路，只能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，很快被前來討伐的秦軍殺死，就這樣結束了他悲劇的一生。

這還沒完，大抵秦惠文王不夠解恨，不僅將商鞅五馬分屍，還誅滅商鞅全家。一代大改革家落得死無全屍，絕嗣滅族的下場，着實令人扼腕。

人主生前，作威作福，人主身後，慘遭清算，這類例子古今中西，比比皆是。從大權獨攬，到身死族滅，在漫漫歷史長河中，商鞅的遭遇本不算特殊。然而，這段故事在司馬遷筆下卻極為傳神，以至於令人懷疑其中是不是存在文學虛構的成分。比如後世史家怎麼知道商鞅住店遭拒時，會發出什麼樣的感慨？太史公彷彿身臨現場，不很可疑嗎？

司馬遷像

不過這些還是表層，《商君列傳》頗多讖語，用今人的話説，倒像是個寓言故事。司馬遷告訴讀者，真正殺死商鞅的人既不是公子虔，也不是秦惠文王，恰恰就是商鞅自己——此人一出場就預示了其結局。

商君，其天資刻薄人也。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，挾持浮説，非其質矣。且所因由嬖臣，及得用，刑公子虔，欺魏將昂，不師趙良之言，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。（《史記•商君列傳》）

“刻薄少恩”是司馬遷對商鞅的基本評價。這一性格決定了商鞅的成功，也造成了商鞅的失敗。因為“刻薄少恩”，商鞅才能毫無顧忌地推動改革，才能不念舊情地詐騙魏將公子昂，為秦國攻取河西戰略要地。也正是因為“刻薄少恩”，商鞅不僅在內結怨於親貴，在外樹敵於諸侯，完全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。

就他個人而言，“刻薄少恩”當然造成了悲劇，但對於秦國而言，卻有大大的好處。因此在國學大師章太炎看來，這一性格反而凸顯了商鞅不畏權貴，堅持原則的高尚品質。“辱大（太）子，刑公子虔，知後有新主，能為禍福，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閲。烏乎！其魁磊而骨鯁也。”

章太炎

不管太子也好，王叔也罷，只要觸犯法令，一律與庶民同罪，這還不夠魁磊骨鯁嗎？同理，儘管商鞅欺騙公子昂十分不道德，但我們也完全可以為他辯護説，這是為了國家大事而拋卻私誼，是公而忘私的表現。

司馬遷與章太炎，一件事實，兩番評價。不過太史公終究是太史公，不僅是偉大的史學家，也是傑出的思想家、政論家。司馬遷接着評價道：“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，與其人行事相類。卒受惡名於秦，有以也夫！”商鞅的性格倒在其次，關鍵是法家的政治思想及其實踐同樣“刻薄少恩”。